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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上将杨得志红军时期轶事

发布时间:2013-08-23 17:25

  开国上将杨得志投身军旅半个多世纪,他的传奇经历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一个缩影,从中也可清晰地看到他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我军一代名将的历史轨迹。这里,选取的是他红军时期的几则轶事。

  “你这年轻人好野愣,你不晓得班长先前当过旧军吧?”

  1928年1月,17岁的杨得志和哥哥杨海棠等25个筑路工人,从湖南衡阳板子楼工地跑到韩家村,投奔了红军第七师。红七师是朱德、陈毅领导湘南起义时成立的,大部分成员是宜章、郴县、永兴等地的暴动农民。除了少数参加过南昌起义或在旧军队里当过兵之外,大多数人没有打过仗。虽然号称一个师,实际上只有几百人,而且武器极少。

  杨得志开始当师部通信员,很快便调到师属特务连三排七班当战士。听到这个消息时,他高兴地又蹦又跳:除了哥哥杨海棠在特务连二排当班长不说,自己还可以领到一支枪啊!手握钢枪,只有战斗连队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可是通信员呢,只发梭镖。

  谁料想,到了七班,七班长问过姓名后,从稻草铺底下摸出一个梭镖头:“去找根木棍砍砍,把它装好!”

  杨得志一看,那梭镖头生满铁锈,比他在师部用过的那支还差,气坏了:“怎么不给我支枪!”他脖子一拧,转身就走。

  “杨得志同志!”七班长截住他,也火了,“我再说一遍:去找根木棍砍砍,把它装好!”

  杨得志满腹委屈,仍然没有接那支梭镖。这时,七班长大声喊道:“全班持枪集合!”

  一班人横排站定,杨得志呆了———原来,包括班长在内,手中的武器全是梭镖和大刀;好几个人的枪头下面,甚至还没有绑上红缨呢!

  七班长走后,有位老兵悄悄告诉杨得志:“你这年轻人好野愣,你不晓得班长先前当过旧军(注:国民党军队)吧?今天他没抽你皮带,算你运气!”

  几天后,哥哥来找他,杨得志本想诉诉自己的委屈,谁知哥哥一见面就板着脸说:“那梭镖头是农友们打土豪得来送给红军的,不容易哩,你怎么可以不要?”

  哥哥的话,深深触动了杨得志,他开始留意起七班长来。原来,七班长也是穷苦人出身,老家在云南,在滇军打黔军时被强抓去当兵。因为在旧军中干过几年,参加红军后仍然有军阀习气。发枪一事后,连长在班长会上对他好一阵批评……

  几天后,七班长来找杨得志谈心了,他们来到一棵大树旁坐好。七班长不善言词,搓揉着大手,闷了好一阵,才说:“发枪那事都怪我,莫往心里去就是了。我那军阀习气今后一定改。”

  杨得志深受感动,他握住班长的手,诚恳地说:“班长,我年轻,性子急,今后我有什么不对,你就尽管批评———开导吧!”

  “好!好!”班长咧嘴大笑,突然话锋一转,“打仗怕不怕死?”

  “不怕!”

  “好!”他更高兴了,“明天我带你和农友们,一起去打土豪去!”

  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让农友们一个个扬眉吐气,却震动了湘粤两省国民党军,他们沿着粤汉路向革命队伍扑来。就在这个时候,杨得志参加了平生的第一次战斗。

  中午,队伍离开驻地的时候,班长问:“杨得志同志,今天要是碰上敌人你怎么办?”

  杨得志把磨得锃亮的梭镖一举,响亮地说:“就靠它来缴两支‘汉阳造’(注:国民党汉阳兵工厂所产步枪)!”他特别强调了“两支”两个字,可班长并没有怎么注意,只是满意地上下打量了杨得志一番。

  黄昏的时候,敌我相持,师特务连伏在山梁上。天黑的时候,敌人向山顶扑来,等到敌人近在咫尺之时,连长大吼一声:“上!”杨得志刚跳出战壕,班长在他背上猛拍一下:“快,去夺他们的‘汉阳造’!”

  可是,仗一打起来,杨得志只想着如何用梭镖捅死敌人,一时倒忘记了夺取敌人的枪。最终,他狂追一个拖着步枪不肯放手的敌人,对方筋疲力尽,双手举枪跪在杨得志面前。这时,他才想到要缴获敌人的武器。仔细一看,他缴获的这支枪是支杂牌枪,根本不是“汉阳造”。不过,它总算是杨得志第一次在战场上亲手缴到的胜利品。

  杨得志拿着缴获的杂牌枪正发愣:“说好要送给班长一支‘汉阳造’,怎么办?”

  这时,当初说他“好野愣”的老兵疾奔而来:“快去,班长不行了!”

  杨得志如闻晴天霹雳,赶紧跑到仰卧在半山坡的班长身旁,班长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腹部,正流着血。

  班长见到杨得志,艰难地笑了笑,已经没有力气讲话,只是指着身旁的一支枪,眨了眨眼,意味深长。

  杨得志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泪水模糊了双眼:呀!一支真正的“汉阳造”!

  “班长……”杨得志失声痛哭!

  这在这一瞬间,班长睁着眼,停止了呼吸。

  几天后,杨得志背着班长用鲜血换来的“汉阳造”,踏上了去井冈山的路。

  “肚子里撑不下船,还盛不下几根稻草呀?”

  1932年初,红十一师炮兵连连长杨得志调到红四十五师做管理科长。对于红四十五师的首长,他一个都不认识。只知道师长叫寻淮洲,湖南浏阳人。部队官兵传扬他脑子很聪明,在战场上特别清醒。政委姓刘,是湘鄂西来的老同志。

  到了红四十五师师部,有人告诉杨得志:刘政委要找你谈话。他来到一间低矮的民房前,刘政委把他让到屋里。政委住的屋子不大,大白天光线也很暗。

  刘政委让他坐下后,他才注意到屋里还有一个人。这人年纪不大,看上去顶多二十出头,个头本来就很矮,背却又稍有点驼。他坐在桌前,手里握着支红蓝铅笔,小学生作画似地在一张纸上乱画。

  刘政委和杨得志谈话的时候,杨得志却在心里对那位年轻人评头论足起来:他大概是文书吧,机关和连队就是不一样,这人要到我那连里当兵,我大半不会收留他———太瘦小了。

  刘政委问了些情况后,直率地说:“听说你不太乐意做管理工作,是吗?”杨得志坦率地告诉刘政委:自己想留在连队打仗。再说,管理工作婆婆妈妈的事多,我这人脾气急躁,怕做不好。

  刘政委听杨得志讲完,对仍然低着头在纸上乱画的年轻人说:“你谈几句吧,师长!”听刘政委喊他师长,杨得志大吃一惊,霍地站起来,愣住了———他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寻淮洲同志!!

  看到杨得志尴尬的样子,寻淮洲放下手中的笔,豁达地说:“是不是看我身不过五尺,不像个师长的样子呀!哈哈!”说着,他纵声大笑起来。“年过20,不长了。没得办法了。个子小也有好处,战场上目标小,子弹不容易打着我哩!哈哈!” 他见杨得志仍然站着,一边让他坐下,一边说:“管理工作不好干哪!你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句话吗?粮草先行,为的就是兵马要动。政委要我讲,我就讲四个字:你得干好!”他笑着在杨得志肩膀上拍了两下,重复着:“你得干好!”

  杨得志被寻淮洲的郑重所感染,也郑重地表态:“请师长放心!”走出师部,他感慨之:“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于是,杨得志走马上任,虽然尽心尽力,也有遭埋怨、受白眼的时候。有一次,部队移防前,他带着一个管理员提前到宿营地分房子。那天,他们把师特务连的住处,安排在一所祠堂的走廊上。本来,走廊比较宽,两人又专门铺上稻草,边上再用木板挡起来,觉得很不错了。谁知,部队到达前下了一场大雨,把走廊、稻草都打湿了。杨得志和管理员正在想办法的时候,部队赶到了。特务连长年轻气盛,他听说连队要宿在这水淋淋的走廊上,很不高兴地说:“这样的地方还要你们提前来找呀?我闭起眼来也能摸到!”杨得志看他衣服都湿透了,鞋子和裤脚上沾满了泥浆,便解释说:“这地方本来还是可以的,谁知下了大雨,我们……”他的话没讲完,对方扯起嗓子对部队喊:“把稻草扔到外面去!”战士们按他的命令,往院子里扔稻草。一刹时,挺整洁的院子全乱了。

  杨得志赶上去,提醒他说:“连长,这里是祠堂,要注意点影响呀!”对方瞪了他一眼:“鬼的影响!战士们冒雨行军,你管理科长总不能让他们在水里睡吧?你不心疼战士,我当连长的还心疼呢!”

  杨得志还想解释,对方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摆起手像应付小孩似地说:“走吧,你们走吧!”

  杨得志确实生气了,他不是走,而是一扭身跑了。找到寻淮洲师长便说:“不干了,我不当这个管理科长了!师长,你让我去搞别的工作吧!” 看到杨得志气呼呼的,寻淮洲却笑眯眯地说:“别急,别急,不要发急嘛!讲讲为什么不想干了。” 他把事情的经过讲完,寻淮洲倒是大笑了。他说:“为这点事就不想干了呀?不行,不行。同志们闹点误会,受点冤屈,常有的事嘛。听说过‘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吗?我们不是封建朝廷的官,我们是共产党员。肚子里撑不下船,还盛不下几根稻草呀?”这几句话,犹如醍醐灌顶,让杨得志受益匪浅:“寻淮洲同志的话,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于是,杨得志又安心于管理工作。不过,寻淮洲也没有忘记杨得志想到前线的意愿。1932年三四月间,寻淮洲把他叫去,开门见山地说:“好了,要你去打仗,带一个团!”

  杨得志毫无思想准备,问:“一个团?”

  寻淮洲点点头,很严肃地嘱咐说:“我给你讲清楚,管理工作搞不好,顶多吵吵架,仗打不好,可是要丢脑袋的!”

  刚刚21岁的杨得志,担任了红九十三团团长,开始走上团一级的领导岗位。

  “杨师长,本人败在你的手下,口服、心服,五体投地!”

  1936年6月,杨得志指挥红二师,作为红一军团的前卫参加西征宁夏、甘肃军阀之战。进入陇东的第一仗,是攻打通往宁夏要冲的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曲子镇。红二师前进到离城五六里地的地方,侦察员飞马来报:宁夏军阀马鸿宾手下一个绰号叫“野骡子”的旅长,带着三四百名骑兵正在镇子里休息。

  “野骡子”本名叫冶成章,是马鸿宾的亲信和干将。这个人和他的部队,杨得志早就听说过。“野骡子”这个绰号除说明他的骄横霸道,也说明他的部队是有些战斗力的。早在1935年底,时任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第一大队长的杨得志,就和冶成章部下、黑马骑兵团团长马佩清较量过,一举生俘了马佩清,还发给路费放他走了。对付敌人骑兵,杨得志并不陌生。

  得知冶成章就在眼前,杨得志立即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一举歼灭他们!对于冶成章部的战斗力,杨得志评价甚高:“‘野骡子’这支部队确实能打,而且有不少亡命之徒。他们光着膀子,举着大刀,歇斯底里地狂喊乱叫。”战斗从下午进行到深夜,敌人大部被歼,冶成章却又带着几个马弁躲进了一个窑洞。这冶成章真有点“野骡子”的愣劲头,红军战士们向他宣传俘虏政策和民族政策,他都蛮横不理。最后,战士们扔手榴弹把他的马弁炸死,“野骡子”的腿也被炸伤,这才把他生擒活捉。可是,这“野骡子”的确“野”性难驯,不但不让红军医护人员给他包扎伤口,还大言不惭地说:“你们这是打的啥仗?趁咱没有防备突然袭击,放暗箭算啥真本事!”

  “你把这匹‘骡子’牵来我看看。”杨得志对警卫员说。

  冶成章个子较高,长得很壮实,50岁上下。他敞怀露胸,头发蓬乱,还真有点像一匹落魄的“野骡子”哩。警卫员告诉冶:这是我们的杨师长!他瞪了杨得志一眼,粗声粗气地说:“亘古以来没有你这种打仗法,不宣而战,背后放箭!有本事要明对明,一抵一地干,哼!”

  对于冶成章的愚蠢无知和傲慢自大,杨得志没有搭理,而是义正词严地说:“现在日本鬼子打进了中国,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的军队不但不抗日,却在这一带烧村庄,毁牧场,抢牛羊,害人民,打红军!你们对人民是犯了罪的!你们对国家、对民族,对包括回族同胞在内的全国同胞是犯了罪的!我们打你们是忍无可忍,也是为了把你们‘打醒’,以便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我的话你懂吗?”

  冶成章哑口无言,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一屁股坐到凳子上,双手抱住脑袋,瓮声瓮气地说:“算老子倒霉,反正这旅长当不成了,要杀要剐,听便!我不怕死!”杨得志把手枪掂在手里,说:“杀你容易得很———易如反掌。但是我不杀你,还要放你回去!”

  冶成章猛地抬起了头———他当然不相信杨得志说的是真话。

  这时,冶成章的夫人也进来哀求,并在身上摸了好一阵,掏出一些金条、手镯之类的东西,问:“要多少钱?”

  杨得志不禁一笑:“我们红军说话算数,一文钱也不要。”“去年你们有个黑马骑兵团被我们打败过。那个团长叫马佩清,你们知道吗?”

  没容那女人回话,愣在一旁的冶成章猛地站起来,惊讶地问:“啊?你就是发了三块钢洋放马团长回去的杨得志大队长?”

  杨得志缓缓点头,幽默地说:“如假没有办法换!”

  冶成章“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真主在上,我冶成章今生今世决不同红军打仗,再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了。杨师长,本人败在你的手下,口服、心服,五体投地!”

  杨得志急忙拉起冶成章,语重心长地说:“你和马佩清团长都不是败在我个人的手下,是败在红军的手下,败在共产党手下,败在人民的手下。为什么?因为人民要抗日,国民党反动派却要打红军。要知道,日本鬼子打来了,他要杀中国人,并不分汉族回族;他要占中国的地,也不分汉族区回族区。……所以,你如果真正服了,就不要听信蒋介石那套鬼话,有力气,有本事,就和各族同胞一起把日本鬼子赶出咱们中国去!你这个人打仗还是有些经验的嘛!”

  此时此刻,冶成章真服了,他叫着自己的绰号说:“我‘野骡子’闯荡江湖半世,自以为是,真主为上,义气当先,其实是个武夫之辈。杨师长虽年少于我,讲的却是至理名言。我冶某佩服,佩服。”

  1949年9月,杨得志、李志民等指挥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和平解放宁夏,当年的黑马团长马佩清来访,告之:冶成章被红军义释后,立即脱离了军界;每与马鸿宾交谈,必盛赞共产党,对马鸿宾这次走上和平起义道路有很大影响。

  “他们有许多教授———大名鼎鼎来———我们呢?有!毛主席就是头一位嘛!”

  1936年6月1日,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旧庙堂前红旗招展,“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第一期开学典礼正在举行。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正式宣布:林彪担任校长,罗瑞卿担任教育长,学校分三个科。第一科大都是红军师、团以上干部,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苏振华、刘亚楼、张爱萍、彭雪枫、杨成武、谭政等38人。这时,作为红二师师长的杨得志,论战功完全够资格进入“红大”学习。不过,他正挥戈奋战在西征甘肃、宁夏的战场上。听到许多老战友进入“红大”学习,他内心非常羡慕:什么时候,自己也能进入“红大”学习啊!

  历来说,“红大无二期,抗大无一期”。1937年1月,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迁到延安继续办学。于是,原来计划的“红大”第二期,自然而然地称为“抗大”第二期。就在1月底,杨得志接到上级命令:到红一军团部带领一批干部,到延安“抗大”学习。到了军团部,杨得志才知道:参加这次学习的五六十位干部,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带队的是陈赓、杨得志。

  对于这次学习机会,杨得志非常珍惜:“一个挑煤、修路、打短工的农民的儿子,能进自己的大学学习,怎么能不兴奋,不激动呢?”

  陈赓一见杨得志,便一本正经地说:“老杨呀,咱们要做同学了。”

  杨得志知道,陈赓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便诚恳地说:“你是黄埔的老毕业生,我还没进‘抗大’的门哩!”

  陈赓大手一摆:“咱们的‘抗大’和黄埔可不一样啊。”

  第二期开学不久,副校长刘伯承来校讲话,他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叫做‘抗日军政大学’。同志们,我是上过大学的,而且是在外国上的。毛主席问过我,说:我们的这个大学可不可以和人家的大学比呢?我说可以比,硬是可以比来。他们有宽敞的教室———大得很来———我们没有;他们有漂亮的教学用具———我说的不只是桌椅板凳噢———我们没有;他们有许多教授———大名鼎鼎来———我们呢?有!毛主席就是头一位嘛!周恩来同志就是嘛,他可是吃过面包的来。还有朱德同志和好多老同志都是嘛!你们在座的不少同志指挥过不少漂亮的战斗,也可以当‘教授’嘛!怎么不可以呢?完全可以嘛!我们还有他们根本没有的,那就是延安的窑洞。所以那天我对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学校也可以叫‘窑洞大学’嘛!你们同意吗?”

  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回答了刘伯承。

  刘伯承继续说,“同志们,你们打了多年的仗,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现在中央要你们从理论上加以提高,还是为了打好仗。用战士们的话说:学好本领打日本嘛!”

  刘伯承的话,言简意赅,坚定了杨得志刻苦学习的信念。

  “抗大”住窑洞,露天上课,背包当凳子,膝盖当桌子,这些困难对于杨得志,都算不了什么,最难的是,他的文化和理论基础差。回忆“抗大”刻苦学习,杨得志晚年感慨万端:“那时没有教科书,讲义也极少,每队有几份,大都是油印在又黄又粗的纸上或者是标语口号纸的反面,有的字刻得潦草,难认得很。有时教员讲半天,有些记不下来,只得全凭脑子‘储存’。现在想来,年轻真是一‘宝’———脑子好,记忆力强,接受能力也快……在‘抗大’对我帮助很大的同志很多,但印象深的是陈赓和姬鹏飞同志。”

  毛泽东在“抗大”的讲演,给杨得志的印象最深:“毛主席那时才四十几岁。他来讲课,总穿一身灰布军装,不戴帽子。乌黑浓密的头发显得有些长,也有点乱,大概是因为工作太忙顾不上理。宽大的前额好像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他讲话的语言特别生动诙谐、通俗、易懂,又非常深刻。”有一次,毛泽东给杨得志等学员讲到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时,打了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对付蒋介石,就要像陕北的农民赶着毛驴上山,前面要人牵,后面要人推,牵不走还得用鞭子抽两下,不然它就耍赖、捣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们用的就是陕北老百姓这个办法,迫使蒋介石起码在口头上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接受了一致抗日的主张。“毛主席风趣幽默的讲话,不但把我们全吸引住,而且深深地印在我们脑海里了。”

  诚如杨得志自己体会的:“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正确的理论又是指导实践的锐利武器。‘抗大’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水平。对我个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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